【不管是领土还是经济规模，意大利都是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对于许多人而言，意大利公投之后的政局动荡，似乎太过遥远；但也有人担心，这是不是2016年的第三只“黑天鹅”。高柏教授在本文中详细分析了全球化的形成及其逆转机制，并在最好探讨了意大利公投对全球化的潜在影响。】
历史的进程在过去两年间仿佛突然换档，把这个世界带进一个重大事件的多发期，许多之前难以想象的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ISIS的兴起、欧洲频发的恐怖袭击、难民危机的挑战、欧洲选举中右翼政党引人注目的表现、乌克兰危机、英国“脱欧”、特朗普以反主流的政见主张当选为美国总统、日本执政联盟以多数优势在修改宪法这一议题上获胜、南海的紧张局势、许多国家的民族主义抬头，这一系列事件以前所未有的密度带给我们一个接一个的冲击和震撼。
我们或许已经处于全球化钟摆运动的转折点，全球公共政策的主要议题正在从强调释放市场力量的新自由主义范式向主张社会保护转变；全球化在近期发生的顿挫还伴随着另一个新动向：发达国家公众长期以来对战后由美国主导的威尔逊自由主义国际秩序（Wilsonianliberalinternationalorder）的支持，正在被日益增长的孤立主义倾向取代。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和解释正在发生的一切？这是否意味着全球化正在发生逆转？
英国“脱欧”
全球化逆转的机制
本文将首先建立一个分析框架。这个框架以卡尔·波兰尼、杰奥瓦尼·阿瑞基和哈罗德·詹姆斯三位学者的洞见为基础。它包括波兰尼提出的全球化在释放市场力量和保护社会这两极之间进行钟摆运动的观点；阿瑞基关于从贸易与生产的扩张到财政与金融的扩张的全球化周期是世界霸权秩序兴衰的驱动力的讨论；以及詹姆斯的观点——管理全球化的制度本身的缺陷导致反自由贸易和反移民运动的兴起，而这两个运动的兴起则可能是全球化逆转的导火索。
这三种理论有助于我们厘清当前国际政治潮流背后的驱动力，但是我们亟需一个新视角来进一步理解全球化逆转的政治过程--即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如何影响各国对全球化危机的应对，以及这种影响如何导致反自由贸易和反移民运动的兴起。
以上述理论框架为基础，本文将全球化分成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70年代后期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这一阶段的显著特征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兴起。在这一意识形态的驱动下，释放市场力量的努力，作为解决此前多年保护社会（social-protection）的努力带来的经济低效率的措施，推动了全球生产体系的兴起，促进了全球贸易与生产的扩张，进而带动了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财政与金融的扩张。然而，国际金融秩序的失序和国内金融机构的失策最终导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
2008年至今是全球化的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被深度制度化的关于自由贸易和移民的理念严重地影响了发达国家为全球化产生的各种问题寻找解决方案的努力。既存霸权国美国为了应对中国的崛起试图通过TPP（跨太平洋伙伴协议关系）进一步向国外资本开放国内市场，期待用这个贸易协定为它在与中国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中吸引盟友；欧盟这个超国家的政治经济体，为应对日益严峻的难民危机，计划积极地接纳大量移民。
难民们
上述种种措施，让已经在全球化进程中利益受损的人们感到极大的恐慌。虽然公众舆论普遍认为各国应该在全球化危机爆发后作出重大的政策调整，增强保护社会的措施，但是许多国家在过去几十年全球化上升期形成的思维惯性，使他们关于政策的讨论仍然沿着新自由主义的轨迹展开。这引起了公众极大的不满，最终在发达国家中刺激了反自由贸易和反移民运动的迅速发展。从这层意义上而言，正是各国政府在应对全球化危机时的循规蹈矩，无法迅速调整公共政策加强保护社会这一失败本身在触发全球化过程的逆转。
为什么全球化会发生逆转？既有理论有三种不同的解释。
卡尔·波兰尼从一个结构性视角看待资本主义经济的长程运动。在他堪称经典的关于上一轮全球化周期的研究中，波兰尼力证19世纪晚期开始的释放市场力量的努力最终导致了1929?1933年的大萧条，而支持保护社会的政治势力又催生了1930年代的法西斯主义、罗斯福新政和社会主义。
笔者认为，如果把波兰尼的分析框架进一步推展至20世纪下半叶，我们不难发现，二战以后，无论是国际经济秩序，还是各国国内的经济治理结构，都广泛地建立了为防止大萧条再次发生（depression-preventing）的保护社会的机制。然而从1970年代开始，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和两次石油危机的出现，资本主义经济又经历了新一轮的剧变：主张释放市场力量的新自由主义主导了许多国家的公共政策范式，世界进入到一个新的全球化时代。这一轮的全球化在2008年达到顶峰，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全球化进入下行的轨道。
相比于波兰尼，阿瑞基更为强调全球化中财政与金融扩张的不稳定特性。在阿瑞基看来，在1950年到1971年间国际贸易与生产的扩张过程中，工业化国家的跨国公司进行了大量的固定资本投资，但是这些国家日益遭遇来自后发工业国的激烈竞争，这导致它们在1970年代盈利能力的下滑。在这种环境下，财政与金融的扩张成为获得利润的一种替代途径，这导致发达国家银行普遍向第三世界提供贷款，以及欧洲美元市场的成长。由于“货币像能结实的种子一样助推善举的能力与它可怕的、极具破坏性的毁灭能力不相伯仲，在贸易政策中信贷可能比保护主义更危险”。“财政与金融的扩张早晚会导致一场全球规模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危机中旧的全球经济秩序被摧毁，一个新的秩序被建立”。
阿瑞基及其研究团队的成果显示这种周期性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上已经三次出现在荷兰、英国和美国霸权的兴衰过程中。目前国际经济中的金融不稳定性，以及中美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每天都在为阿瑞基的理论提供最新的例证。
与波兰尼和阿瑞基的结构性视角不同，哈罗德·詹姆斯坚信制度是导致全球化逆转的罪魁祸首。在他关于上一轮全球化的研究中，他找到了显示“钟摆运动”逆转开始的重要信号。国际金融秩序的失灵会导致严重的金融危机；商品和人的跨国自由流动对各工业国生活水平和工作机会带来的消极影响会激起人们对自由贸易和移民的强烈政治反弹。历史也许不会重蹈覆辙，但詹姆斯关于反自由贸易和反移民趋势表明全球化可能逆转的观点，对于我们理解当前西欧与北美正在发生的事情也还是有重要启示。
与詹姆斯重视制度缺陷的观点不同，本文从组织生态学与组织制度学派的视角揭示制度因素对全球化逆转的影响。组织生态学的视角将为我们揭示理解全球化逆转的因果机制。它指出，组织在迅速变化的环境中无法做出及时的重要调整因而失败的根源在于组织内部有强大的惯性。
从这一视角出发，本文将重点分析当开放型经济遭遇全球化的重大危机，客观环境已经要求政府的政策范式从释放市场力量向保护社会转变时，但政府不仅不能采取有效措施以减少公众在危机中日益增加的恐慌，反而要进一步释放市场力量，这是导致民粹主义兴起、全球化发生逆转的重要因果机制。
组织制度学派则为我们揭示这个惯性的来源和具体的作用形式。它认为人类经常依赖过去被证明行之有效的旧办法去应对在截然不同的新环境下出现的新问题。受这一观点的启发，本文将着重分析面对全球化的危机，深受过去政策范式惯性影响的各国政府，在全球化已经造成国内政治紧张的条件下，为何还要进一步扩大商品、资本和人的跨国自由流动。正是这种政策范式的惯性使发达国家的政治精英和普通民众之间产生巨大的认知鸿沟。
本文认为，虽然当前已经出现全球化逆转的各种迹象，但最后是否会真的逆转，还要看未来的一年里发达国家的几个重要抉择。目前，英国退欧和美国大选的选择已经为全球化的逆转提供了重要的推动力，但我们还要看意大利12月4日的宪法公投以及后续发展，还要看德国和意大利能否成功地度过他们面临的银行危机从而避免发生系统性的崩溃。如果德意不能化解这一危机，2008年以来迅速膨胀的全球债务泡沫破灭，也许会成为压断全球化命运的最后一根稻草。
意大利，有民众上街游行，号召公投投否决票
全球化神话的出现与全球化的上升期
自1970年代晚期开始，全球经济进入了一个快速的转型期。1971年，美国政府让美元与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两次石油危机终结了二战以后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大萧条和二战以来为保护社会而建立起来的各种制度在经济停滞时期显得效率低下。
在这种背景下，发达国家开始致力于释放市场力量。自由化、私有化和放松规制成为许多国家公共政策的主导性议程。受“华盛顿共识”这一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驱动，得益于价值链理论的启发和信息革命的支撑，全球生产体系的兴起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引发了外包（outsourcing）的潮流并带来外国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
作为全球生产的结果，跨国公司内部的企业间贸易（intra-firmtrade）成为全球贸易的一种新形式。《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为世界贸易组织（WorldTradeOrganization）所替代。由此导致资本、商品、技术和人员的跨国自由流动迅速上升。世界见证了一个超国家的欧洲共同体的兴起，欧盟和欧元区的成立似乎显示一个传统的民族国家日渐式微的时代很快就会到来。
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支撑了过去的40年中各国在全球化钟摆运动中释放市场力量的努力，也支撑了霸权兴衰周期中的贸易/生产和金融的扩张。新自由主义兴起的背景是19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和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遭遇的停滞和通货膨胀，这一意识形态奠定了“华盛顿共识”（theWashingtonconsensus）这一公共政策范式的基础。
哈耶克在1940年代提出的理念，透过多种渠道，包括企业支持的智库、媒体、大学、教会和专业团体，“营造出只有新自由主义才是自由独一无二的守护神这样一种舆论环境。这个新自由主义运动先是通过攻陷政党，最终是通过政党攻陷国家权力，巩固了自身的影响”。“华盛顿共识”的内涵最初相对狭窄：在国内层面，“华盛顿共识”呼吁引入更多的市场力量、保护产权、减少国债、实现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放松规制以及将公共支出的重点由提供补贴转向鼓励增长；在国际层面，“华盛顿共识”倡导的主要公共政策议程，包括在发展中国家促进自由贸易、鼓励竞争性汇率和开放外国直接投资。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拉美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纷纷按“华盛顿共识”指引的方向推动改革。
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诞生于学术界的价值链理论也如暴风雨般席卷了北美大学的课堂。如果说“华盛顿共识”对发展中国家公共政策的转变影响更大，那么价值链理论则是在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商业战略的转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这一理论将整个生产过程视作一个价值链（valuechain），一个特定的企业只可能在价值链的某些环节中具有竞争力。为提升经济效率，企业应专注于自己最擅长的生产环节，而将那些其他公司更具优势的生产环节外包出去。
这一理论推动了价值链生产和外包的实践——换言之，价值链理论构成了全球生产体系的理论基础。全球生产的基本原理简明易懂：因为发展中国家有廉价的劳动力，只要他们能够以同等质量和效率进行生产，跨国公司将生产基地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就是更经济的选择。
支持价值链生产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在过去的30年里快速增长。根据世界银行的一项统计，从1970年到2015年，全球FDI总额达2.04万亿美元，获得外资最多的地区包括：东亚和太平洋国家获投资6041.8亿美元，北美4728.4亿美元，欧盟4213.2亿美元，拉美2535.3亿美元。作为世界工厂，中国获得4213.2亿美元的FDI，这里还不包括香港地区另外获得的1808.4亿美元。在1970年代之前，FDI的主要目的是控制受入国的自然资源、满足当地的市场需求以及摧毁当地潜在的竞争对手。然而，自从“外包”开始以来，利用当地的廉价劳动力也成为FDI的重要动机。
全球生产和外包的实践深刻地改变了国际贸易的形式。在过去，国际贸易以产业间贸易（inter-industrytrade）为主，不同的国家生产不同的工业品，他们通过贸易互通有无。以李嘉图学派提出的“比较优势”（comparativeadvantage）概念为基础的正统国际贸易理论，比较好地解释了这一贸易形式。
然而，在过去几十年间，另外两种国际贸易形式变得更具影响：一是产业内贸易（intra-industrytrade），即不同国家生产同一种产品，但是相互之间仍然就此种产品进行贸易。例如，美国、德国和日本都生产汽车，但是他们都同时将本国生产的汽车卖给对方。
二是企业内贸易（intra-firmtrade），即跨国公司在不同国家的子公司之间，或者总部与子公司之间进行贸易往来。在2009年，美国48%的总进口额和30%的总出口额都源自于企业内贸易。更值得注意的是，就跨国公司不同子公司的企业内贸易份额而言，2007年以色列高达65%，2002年瑞典高达64%，1994年加拿大高达57%，2008年美国的占比高达50%，2002年荷兰为49%，2007年波兰为47%，2008年意大利达43%。
以美国为代表的金融扩张集中在两个具体的领域，一是快速飙升的联邦债务，二是以次级贷款为代表的住房贷款抵押证券（mortgage-backedsecurities）。
联邦债务的居高不下与二战后国际金融秩序的制度缺陷有直接关系。这个金融秩序隐含的流动性创造机制中的“铸币权”问题，助长了美国政府对政策自主性强烈的选择偏好。
所谓“铸币权”是指“各国政府对货币发行的垄断赋予它们的随意增加公共支出的能力”，就美国而言是指联邦政府通过发行国债增加公共支出的能力。铸币权在征税和向金融市场借贷之外，为政府提供了一个增加国家收入的新路径。由于美元是国际关键货币，美国是流动性的主要提供者，其他国家需要美元作为外汇储备，美国政府必须发行超过自身需要的美元。既然美国政府通过发行债券为其他国家供应美元，它自然就有比它自己“赚来的钱要多很多的钱可以花”。
战后美国一直得以保持美元的国际关键货币地位和全球流动性主要提供者的地位。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的价值由美国的黄金储备支撑。1971年美国政府使美元与黄金脱钩，从而摆脱了为防止黄金外流而不得不保持适当货币供应水平的压力。此外，美国政府还与沙特阿拉伯达成秘密协议，继续以美元为石油计价。这导致了美元本位制的诞生。
巨额的联邦债务是美国政府强烈的政策自主性选择偏好的直接后果。由于可以借钱度日，美国政府经常同时追求多个耗费不菲的政策目标，这些政策对政府财政的影响经常是相互矛盾的。林登·约翰逊追求大幅减税，这导致联邦政府税收的减少。但是与此同时，他又提出“伟大社会计划”（GreatSocietyprogram）并全面升级越南战争——这两者都需要巨额的财政支出。罗纳德·里根实施了美国历史上最大额度的减税，但同时又在1980年代发起“星球大战计划”（theStarWarprogram），试图凭借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将苏联的经济拖垮。小布什不仅大规模减税，而且同时发动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和反恐战争，由此形成巨额的预算赤字。
移民，即人的跨国界自由流动，是全球化的另一大测量指标。到了1980年代，多元文化运动相继在欧洲和美国兴起。正如一位评论者所指出的，“对多样性的多元理解，过去被视为对正统观念的挑战，如今变成了正统观念本身”。而欧盟的诞生对其成员国的移民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通过建立统一的、适用于所有成员国的法律体系，欧盟作为一个内部的“统一市场”的经济基础就是人才、商品、服务和资本在其中的自由流动。当然，在对外国工人开放准入的程度上，欧盟各成员国之间仍有着相当大差异。
结构性变化：发达国家底层人民体验的全球化
为什么全球化会发生逆转？全球化导致重要的结构性变化，这些转变对不同社会群体的影响并不相同。全球化过程中的受益群体与受损群体之间的矛盾是全球化逆转的重要推动力。
全球化钟摆运动的内在逻辑其实很明确：释放市场力量必然带来更多的竞争；当市场竞争对不同社会群体造成不同影响时，社会内部就会形成紧张的政治矛盾。如果把这种现象再与阿瑞基关于全球化由生产和贸易扩张向金融扩张发展的讨论联系起来，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突出的现象：那些可以直接或间接参与跨境经济活动的人们，和那些不能参与跨境经济活动的人们，在全球化过程中所处地位完全不同。资本所有者、高技能工人和职业白领能够自由地把自身的资源用在那些对这些资源需求最高的地方。相反，非技术与准技术工人和大多数中层企业管理人员对工作要求和工作环境不得不展示出更多的弹性，因为他们很容易为其他跨国境供给的工人所替代。全球化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雇主和雇员的关系。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体现的社会分裂是一个长时期积累的结果。在长达40年的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已经经历了极为深刻的结构性变化。底层的社会群体面临着失去就业机会、收入不平等诸多问题，新移民和东道国某些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则日趋紧张。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他们的处境更为困难，而民主政治的失序使他们失去了解决问题的正常渠道，从而刺激了民粹主义的崛起。
全球化对发达国家的就业有消极影响。跨国公司把生产转移到海外，无论是离岸生产，还是外包，其结果都带走了制造业的工作机会。在1977年到1999年间，美国的跨国公司在国内制造业的就业岗位减少了300万个，同时却在发展中国家增加了就业机会，这种影响对那些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明显。一般而言，一个跨国公司的海外分部在实际资本上每增加10%，其在美国所提供的就业就会减少0.1%?1.8%。如果跨国公司在其海外分部的实际注资额增长超过100%，它在美国国内制造业的就业机会可以减少多达18%。
在全球生产和外包的时代，发达国家的经济从衰退阶段复苏也出现了新类型：自1990年代初以来，与以前相比，就业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恢复到经济衰退前的水平。在1991?1993年的美国经济衰退中，产值仅仅用了两个季度就恢复到衰退前的水平，但是就业却用了23个月。在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导致的衰退中，产值恢复只用了一个季度，就业数据却耗时38个月才恢复到衰退前的水平。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大衰退中，美国实际GDP总值在当年第三季度开始下跌，在2010年就已经出现再次增长。与此相反，失业率却一直到2016年5月才恢复到与2006?2007年度的4.6%相近的4.7%。正如印度央行总裁拉加恩指出的那样，当工作机会变得匮乏时，“脆弱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失业型复苏的出现意味着，美国选民与其他发达国家的选民相比，更难以容忍经济的衰退”。
由移民产生的问题是发达国家面临的另一大挑战。这个挑战有两个侧面，一个是对就业的影响，另一个是新移民融合失败带来的社会问题。
移民对美国就业机会的影响主要是集中在非技术工人群体。根据一份研究报告，一般而言，非法移民对美国的工资标准没有多大影响。一份新近研究显示，如果非法移民突然间从美国消失，美国人的工资水平只会发生微小的变化。这是因为大多数美国人并不直接与非法移民竞争工作机会。然而，“美国高中辍学的人会从非法移民的急剧减少中获益”。支持特朗普反移民政策的社会群体，事实上是那些自身利益已经为美国移民政策所伤害的群体。
欧洲在移民问题上面临的挑战集中体现在新移民由于宗教文化原因没能成功融入主流社会所引发的问题。欧洲穆斯林移民的贫困及其融入东道国社会过程中所遭遇的困难，导致了较大的社会冲突。大约70%进入法国的移民来自其在北非和西非的前殖民地，其中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又是这些移民的最大来源国。此外，大概400万的穆斯林占法国人口总数的7%，法国是欧盟成员国中穆斯林人口比例最大的国家。参与法国最近骚乱的人不是第一代移民，而是移民二代或三代；在这个他们位处边缘而且没有希望改变的社会里，暴力被视为一线希望。
与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相对应，与移民有关的案件大量在法国出现之前，就出现了一种新的关于同化的意识形态：它强调移民被东道国的文化彻底同化，而不是在东道国的文化中保留移民的母国文化。欧洲关于社会保护的呼吁，强调的是保护本国的文化认同、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的重要性。
由于金融危机的发生，这些在全球化过程中长期积累的负面影响，使得底层民众的境遇更为艰辛。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美国中产阶级有重大影响。根据一项关于次贷危机的评估，“在2007年6月到2008年11月间，美国家庭资产净值的损失超过四分之一。2008年11月初，标准普尔500指数这个包容度很高的美国股票指数，与2007年的高点相比已经下跌45%。房屋价格从2006年的最高点下跌了20%，而且未来市场预期还将有30%到35%潜在的下跌空间。美国房屋净值在2006年最高点时估价达13万亿美元，在2008年中期已经下跌到8.8万亿美元，而且在2008年后半年还在下跌。作为美国家庭第二大资产的退休金，其总值下跌了22%，从2006年的10.3万亿美元跌到2008年中期的8万亿美元。在同一时期，储蓄和投资资产（除养老金之外的）损失了1.2万亿美元，退休基金损失了1.3万亿美元。合计损失8.3万亿美元”。
过去的40年里，政界、商界、学术界和媒体界的精英圈与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工人阶级之间的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面对生产过程中不断增加的资本密集度，资本与劳动之间更高的替代弹性提高了国民收入中资本所有者的份额”，“资本收益高度集中导致了个人收入不平等越来越严重”，“高技能劳动者和高资本收入者日益变为一体，进一步恶化了整体的收入不平等”，“劳动力和资本充裕的高技能人士倾向于在本阶层内通婚”，“财富的集中强化了富人的政治权力、使得有利于穷人的税收政策和使国家对公共教育和基础设施支出的投入与以前相比变得更不可能”。
最终引爆反全球化民粹运动的是发达国家的公众对民主制度本身失去信心。他们不仅相信自己是全球化的受害者，而且还相信自己丧失了在国内政治层面去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全球化直接让人们重新思考主权和领土这些概念，因为民族国家不能再有效地控制那些通过全球供应链生产和组装的产品的安全。原始设备制造商（OEM）模式在诸多国家的扩散意味着，全球供应链已经发展到超出任何单一国家可以控制的范围。换言之，金融和生产的全球化已经导致国土边界变得没有意义，因为经济活动完全处于民族国家领土的控制范围之外。
在这种形势下，当全球生产使得领土从经济活动中分离，国家面临如何进行税收和继续恪守承诺和履行职责的困境，而“业务精湛的会计师事务所和咨询公司找到越来越巧妙的办法去帮助客户规避国家控制和税收”。很多人对全球化导致的无力感感到愤怒，他们开始支持那些在政治活动中拿这些问题说事的政治家。
法国“国民阵线”主席马丽娜·勒庞
中国崛起：精英眼中全球化对西方最大的挑战
对西方的精英们而言，全球化最重要的后果是中国的崛起及其对世界的影响。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和中国的回应，不仅见证了国际政治经济中权力和财富的深刻转移，而且还引发了一场热烈的辩论。以中国为代表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后来居上，中国甚至被期待取代美国在经济上的领导地位。这场辩论的结果是美国决定重返亚太和推动TPP的签署。
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后，各种西方机构的报道和预测进一步加剧了西方对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实力上取代他们的担忧。在这些预测中，高盛2007年发表的一份报告影响最大。根据这份被广泛征引的报告，到2050年，在现G-7成员国中，只有美国还能保持世界7个最大经济体之一的资格，剩余的6个国家将被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俄罗斯和印度尼西亚所取代。中国的经济规模会在2030年前超过美国。另一份由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OECD）在2013年发布的报告预测，到2060年，中国和印度GDP的总和将超过所有现OECD成员国的总和。
通过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和参与国际分工和全球生产体系，中国变成世界工厂，并迅速在高端、中端和低端技术产业获得竞争力。早在2004年，美国二战后最富盛名的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发表了一篇文章。他认为，大卫·李嘉图在两百年前提出的比较优势这个概念一直是现代经济学关于国际贸易的理论基石，但是这个概念已经不能再帮助我们理解21世纪的国际贸易。比较优势理论的前提是劳动分工，其中发展中国家致力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发达国家则致力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而在中国发生的则是，它不仅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而且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都有很强的竞争力。萨缪尔森描述的这个情景在美国的智库、学者、大众媒体、政府官员和政治家中间引起了一场激烈的辩论。
到2008年金融危机前夕，中国和美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日益紧密，这被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称之为“中美国”（Chimerica）。这种关系导致新的国际金融秩序的兴起。在这种秩序下，高储蓄的亚洲国家通过提供贷款和出口，与高消费的西方国家之间发展出一种高度的相互依赖。与布雷顿森林体系最初的安排相似，亚洲货币与美元之间有固定汇率，尽管在这个新秩序中亚洲政府有时对外汇市场进行单边干预，以阻止本币的升值。
中国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回应及其后续发展，进一步改变了西方对中国潜力的认知，中国政府在最初阶段采取的空前的财政刺激政策（投入四万亿人民币）在西方国家造成了轰动。很多西方评论家开始辩论国家资本主义的力量和西方式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在“历史的终结”的环境中“自娱自乐”了20年后，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突然面对来自“北京共识”的巨大挑战。这种挑战似乎是有经验证据的支撑：如果以GDP增速而论，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经济在2008年到2010年期间表现很好。这是因为27%的年度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可谓是人类历史上最激进的反周期手段。尽管它同时制造了巨大的泡沫，但是它对美国辩论的影响已经大到改变美国的对华政策。
TPP与反自由贸易的导火索
全球化推动的自由贸易固然给发达国家带来深刻的结构性变化，但是这些变化已经存在多年，为什么这次在美国的大选中掀起这么大的波澜？
本文认为，其根本原因是当全球化出现危机，人们普遍期待政府提供更多的社会保护时，政府却反其道而行之，试图以更大的力度开放国境，促进资本和商品的自由流动，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恐惧并激起强烈的政治反弹。全球化逆转的政治动力来自于危机环境下要求政策范式转变的急迫性和政策制定者们总是用老办法解决新问题的强大惯性之间的突出矛盾。
对美国的决策者们而言，中国崛起是全球化带来的最大挑战。而奥巴马政府选择的因应之道是使用冷战时代的老招数，即军事方面的战略联盟与贸易制度安排的结合。
奥巴马政府推行的21世纪大战略，在亚太地区主要表现为重返亚太和TPP，前者会把美国60%的军事力量转移至亚太地区，后者则代表新一代自由贸易协议，它将对WTO所代表的现行贸易体制产生深刻影响。重返亚太和TPP的结合在原理上非常接近美国在冷战时期的实践，即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依靠北约联盟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对抗由苏联率领的东欧集团依赖的华沙条约组织和经济互助委员会。
不凑巧的是，当奥巴马使出全力推进TPP时，正值美国经济经历二战以来最脆弱的复苏。在二战后，美国经济通常在遭遇衰退后能快速恢复。当经济衰退袭来，银行会减少对业绩糟糕企业的贷款，风险投资家会停止投资表现不佳的初创企业，现存的许多企业会倒闭，他们的资产会被清算。而所有这一切会为新企业的诞生创造空间。然而，在2009年第二季度到2016年第二季度之间，美国经济的年增长率只有2%左右，这与此前几次经济复苏时期2.6%?7.5%之间的增长率形成鲜明对照。
全球化的引擎——贸易和资本的流动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已经开始失去动力。金融分析师萨提亚吉提·达斯指出，商品、服务和金融的跨境流动在2011年达到峰值，从1990年占全球GDP的40%上升到了60%。在1951年到2008年这58年中有49年的贸易增速要快于全球经济的增速。在1980年到2011年间，贸易年均增速为近7%，是全球经济增速的一倍。外商直接投资、跨境投资与借贷的增速也快于全球产出。在1980年到2007年间，这些国际金融跨境流动从占全球GDP的4%（4700亿美元）增长到占21%（12万亿美元）的顶峰。全球金融危机或许标志着全球化的顶峰。在全球经济部分复苏后，全球贸易中商品和服务的增长下降至每年2%?3%左右，接近或低于全球经济增速，这是数十年从未有过的情形。金融的跨境流动与全球金融危机前相比要低60%左右，从占全球GDP的21%降至2012年的5%。
在这样一种不利的经济环境中推动TPP，奥巴马面临的难题不言而喻。美国人之所以反对TPP，是因为当年美国把贸易政策当冷战武器用时美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今天已经没有几个人愿意再承担这种代价。
在冷战时期为了对抗苏联，美国政府把一种名为“不对称合作”（asymmetriccooperation）的贸易政策作为招募和维持盟友的方法。它指的是美国向其盟友的出口开放美国国内市场，与此同时允许这些国家向美国的出口关闭其本国市场。这项政策是造成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逐渐下降的重要原因，当年这个政策不仅使西欧和东亚国家很快在国际竞争中加强自身实力、不断战胜美国企业，也迫使许多美国企业为了绕开这些国家的保护政策，到欧洲和亚洲进行直接投资。离岸生产的结果是许多工作机会从美国流到海外。
虽然19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消除了很多贸易壁垒，但在全球生产的时代，美国的跨国公司为了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再也没有将生产基地移回国内。事实上美国签署的许多自由贸易协议都是以美国国内工作机会的流失而告终。伯尼·桑德斯在其总统竞选中提出，TPP“将重蹈美国与墨西哥、中国以及其他低工资国家签订的那些失败的贸易协定的覆辙，这些协定已经使美国失去数百万个工作机会，并导致成千上万个工厂关闭”。根据这个协议，美国的跨国公司会将更多的工作机会离岸到低工资国家，加速美国国内“争相衰落”的境况，并进一步加剧对海外工人的剥削。
尤其令许多美国人——包括最初作为国务卿积极推动TPP的希拉里·克林顿——感到不可接受的是，奥巴马政府为了应对中国崛起的挑战，追随冷战时代的原则用经济利益换取盟友在军事方面的支持和合作，在TPP签约时作出许多妥协，却没有认识到由于中美贸易的特点，这样做最后既吃亏又达不到目的。
这其中一个重大妥协是在关于原产地原则的条款中对最终产品中域外产配件比例的规定。起初美国政府坚持65%的最终产品的零部件必须来自TPP成员国。最后为达成协议，美国不得不做出大幅让步，将最终产品零部件来自成员国的比例由65%削减至45%。
将零部件原产地比例降低至45%的妥协让TPP协议变成一个黑色幽默：当奥巴马总统游说国会、争取支持时，他有意宣称TPP的目的是阻止中国获取经济领导权。但在TPP的批判者们看来，这个协议除了为中国造的零部件进入美国市场提供后门以外什么都不是。这里的悖论是，奥巴马如果不对配额限制作出重大妥协，将无法达成协议，然而，一旦妥协又会极大地削弱TPP最初设计的目的，因为它严重忽视了美中经济关系的特点。
与冷战时期美国领导的西方集团和苏联领导的东方集团之间没有太多贸易往来相反，美中两个经济体已经深深地交织在一起。中国已经是美国在亚洲的许多盟友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自2014年以来中国是仅次于加拿大的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考虑到中国经济的规模及其与12个TPP成员国的经济关系，TPP要想把中国排除在外将产生巨大的调整成本。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日本、韩国、新加坡和台湾地区的许多跨国公司将其生产基地转移到中国。随着这些跨国公司将其产品从中国出口至美国和欧洲市场，作为生产者的亚洲国家和地区与出口目的地欧美国家之间的双边贸易平衡发生了深刻变化。
例如，在1989年到2008年间，美国和亚洲国家的贸易逆差维持在同一水平。然而，日本在美国与亚洲国家的贸易逆差中所占份额由39%下降到了11%，而中国的则从2%增加到28%。尽管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的快速增长成为一个重要的双方经济问题，但这实际上是一个多边问题，不是双边问题。
这一悖论突出显示在全球生产的时代重拾冷战策略的内在矛盾。跨国公司总部与分公司之间、分布在不同国家的跨国公司的分公司与分公司之间的企业内贸易，是支撑全球生产在中国运行的基础。中国作为世界工厂通过全球生产体系与西方国家及其盟友的经济合作关系，已经紧密到任何有意使之分离的努力都将遭遇许多困难。
冷战期间美国为了拉拢盟友，允许盟国对美国产品关闭市场。在全球化的30年中，美国工会的一贯诉求是要求发展中国家提高劳工标准，认为在同一标准下美国企业可以与发展中国家竞争。但是，奥巴马为了达成TPP协议，在劳工标准上又进行了妥协。在批评者看来，TPP协议中一个比冷战时期以经济利益换军事利益的交易走的更远的内容，是美国赋予外国公司通过国际法庭起诉美国政府的权利。其他国家的TPP批评者们通常把这一条视为美国跨国公司企图破坏他们国家主权的途径，而美国的TPP批评者则担忧TPP会使外国企业对美国的公共政策施加不正当的影响。
当经济陷入困境时，保护社会通常成为重要的政治议程。本来美国社会的底层就已经面临长期的困境，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复苏缓慢，许多美国人在寻找安全岛。正当开放经济的消极影响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时，奥巴马政府却要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这就给反全球化和反自由贸易运动提供了最好的炮弹。
欧洲难民危机：反移民运动的催化剂
这次欧洲难民危机触发的发达国家反移民倾向是另外一个可能使全球化逆转的导火索。自欧盟建立以来，鼓励移民一直是其重要的政策之一，为什么今年激起如此强烈的反对？
本文认为，与通常反移民运动强调移民对受入国就业和生活水准的冲击不同，这次发达国家的反移民运动着重强调伊斯兰教极端主义策动的恐怖主义，把穆斯林移民视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在恐怖主义已经成为公众担心的最大问题时，欧盟在处理难民危机时却仍然坚持人口的跨国界流动，既包括其成员国公民在欧盟内部的自由流动，也包括其他国家的难民进入欧盟，不可避免地激起强烈的政治反弹。其实，恐怖主义早在2016年欧洲难民危机爆发前就成为欧美公众普遍担心的问题。
2015年夏天在法国和德国恐怖袭击前的一项调查就已经显示，欧洲人担心难民的涌入会增加恐怖主义袭击的可能性。在10个受调查的欧盟成员国中，59%（中位数）对当时与日俱增的恐怖主义的前景表示忧虑。2015年12月纽约时代和哥伦比亚新闻网联合进行的民意调查也显示，美国人对恐怖主义的恐惧已经达到自9·11以来前所未有的程度。70%的受调查者认为ISIS是美国的一个威胁，接近19%的受调查者——这个数字一个月前是4%——表示他们相信恐怖主义是最重要的国家级问题。
当欧盟，特别是其成员国中的最大经济体德国，在应对2016年的难民危机时仍然坚持大量接受难民，还要设定各国接受的指标，自然引发了强烈的反对。不仅在德国，移民问题在2016年成为英国“脱欧”辩论中的一个主要议题，同时，也是特朗普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崛起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移民问题本来已经撕裂了传统的欧洲政治版图。在二战后，西欧政治的中心问题是传统的个人权利与现代劳工运动所催生的福利国家的规模。移民问题给这些政治冲突重新划分阵营。左翼分裂为两个阵营，一是知识分子出身的社会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他们支持文化多元主义；另一个是工人阶级和工会成员，他们反对文化多元主义。在右翼，自由主义者、商界和城市进步主义者倾向于支持大规模的移民，与之相反，保守主义者、农村居民、民粹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则持反对立场。
德国民众游行示威，反对默克尔难民政策
全球化会逆转吗？
从数据上看，逆转的可能性正在增加。在2016年9月下旬，WTO将2016年全球贸易增长率的预估下调至仅1.7%。与今年4月估算的2.8%相比，这是一个大幅下降；WTO预计2017年全球贸易的增长率将低至1.8%到3.1%，这与今年4月估算的3.6%也是大幅下降。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全球贸易增长率都高于GDP增长率。然而在2016年，全球贸易增长率不仅低于GDP增长率而且只有后者的80%。这种现象在1982年以来是第二次出现，在近15年来是首次出现。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项测算表明，在20世纪90年代，全球经济每增长1%能为贸易带来2.5%的增长，而近年来，同样的经济增长只能带来0.7％的贸易增长。美国这一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2015年的进出口总值下降2000多亿美元，而2016年的前九个月就下降4700多亿美元。这是二战以来美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首次在经济增长期间出现下降。
显然，经过长期由全球化和全球贸易推动的经济增长之后，各国政府在经济困难时期越来越多地寻求保护本土产业。WTO的一项统计表明，其成员国自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已经推出了2100多项限制贸易的措施。
本文显示，经济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特别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打击下，各发达国家已经出现保护社会的政治要求。但受以往的政策范式影响，这些国家的政府却在本来需要加强社会保护时企图进一步释放市场力量。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作为一种高度制度化的关于全球化的信仰，变成了一种强大的惯性存在，它阻碍着政策制定者们去有效地应对2008年至今的后经济大萧条时代（thepostGreat－Recessionera）迅速变化的新环境。这是全球化在美国与欧洲遭遇强烈的政治反弹，全球化逆转成为一个现实可能的重要原因。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竞争的激烈程度和特朗普最后当选显示，经过60年的积累，全球化在发达国家内部造成的紧张关系已经接近爆发的临界点，其标志就是波兰尼所讨论的社会保护已经成为公共政策的重大议题。释放市场力量，推动资本、商品和人的自由流动当然带来了极大的经济福利，但是这些福利的分配却是极为不公平的。精英们获得了更高的工资和投资收入，更丰富的商品选择，以及更国际化的生活方式，而底层民众则不得不因为跨国公司的离岸生产和外包而丧失就业机会和忍受贫困，同时还面对移民带来的日渐激烈的竞争和日益增加的恐怖主义威胁。
这次美国大选的结果对当前这一轮全球化的命运至关重要。特普朗赢得选举，美国几乎可以肯定将向限制自由贸易的方向转变。TPP基本已经不可能在近期内再被提上议事日程，美国非常可能要求重新谈判NAFTA。美国在外交上也有可能开始变得"内向"，在世界各个冲突的热点地区减少干预。剩下的问题只是特朗普政权将以多快的速度，将全球化逆转推进到什么程度。当然，虽然目前美国共和党已经在参众两院同时成为多数党，共和党主流与特朗普在许多政策上观点完全相反，特朗普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推行他在选举中宣示的政策还有待观察。然而，不容置疑的是美国将在与自由贸易有关的议题上变得更为保守。
全球化逆转的最大可能是阿瑞基指出的由于金融财政扩张而导致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国际金融当前正处于以全球债务飙升为代表的严峻的形势中。麦肯锡的一项研究分析了2007年至2014年间，47个国家的政府、住房和企业总债务与其经济规模的关系，研究发现债务比率在每一个国家都在上升，一些国家的债务有实质性变化。在美国，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比率从2007年的217%小幅升至2014年的233%。在西班牙则是从241%窜升至313%，日本则从336%升到400%。高债务明显使得该国经济面临更大的风险。
下一轮的金融危机很有可能从欧洲开始。2013年，在塞浦路斯银行危机之后，欧洲为了形成欧元区的银行联盟通过了一系列规章。受限于这些新规，“未来欧元区银行救市的全部负担不应该由纳税人承担。任何国家的政府在救助银行前，首先应该让银行的股东和他们的非高级债券持有者承担大部分账单。”
如今，德国和意大利的银行都遇到大麻烦，但是这些新规禁止两国政府去救助。
德意志银行在美国房地产泡沫中进行了欺骗性的抵押贷款行为，被美国司法部处以146亿美元的罚款，这可能引发德国的金融危机。这件事的时间点让问题变得更糟：明年德国将进行议会选举，德意志银行危机十之八九会削弱总理默克尔在国内和欧洲领导集团中业已脆弱的权力。德意志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未能从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中恢复过来，然而多年不计后果的贷款和全球利率低迷进一步让德意志银行摇摇欲坠的资本基础变得损伤殆尽。金融困境不仅限于德意志银行，德国第二大银行德国商业银行最近宣布进行多达9600个全职岗位的大裁员，将有20%的员工受到影响。
意大利银行最大的问题是英国脱欧公投前就居高不下的不良贷款（NPLs），而且意大利经济根本无法减少不良贷款。在没有经济快速发展的前提下，这场危机会像雪球一样滚起来，因为银行只能继续持有这些事实上违约而无法清除的不良贷款。随着时间的积累，不良贷款（NPLs）的比例已高达意大利银行贷款的17%。更重要的是，这些意大利银行贷款被打包成证券再出售，同时意大利银行又从欧洲其他银行贷款。反过来，这些银行进一步以这些意大利债务为抵押进一步贷款。
作为欧洲第四大经济体，意大利一旦出现问题将形成对欧洲经济的系统性威胁。在一些评论家看来，政府救市可能是唯一的解决办法。然而，受制于欧盟和欧元区的规定和条例，意大利政府脱离危机或救助银行的能力相当有限。
意大利已经计划在12月4日进行公投，这场公投本身关乎该国宪法，尤其是立法机构的权力分配。然而这很可能引起政治经济的混乱。意大利现任总理已经宣布，如果公投结果挑战其立场，他将辞职。如果他辞职，这将给反欧盟的五星运动（MS5）获取权力铺平道路。五星运动已经保证在其执政后将进行一次公投决定是否脱离欧元——因为意大利正在艰难地应对银行危机。意大利公投将会给欧洲带来一个很大的危机：如果意大利脱离欧元，其他国家可能会尾随，最后欧元区可能会崩塌；它甚至会成为欧盟的一个威胁。
一旦爆发新金融危机，必然很快地影响到实体经济；而只要实体经济陷入困境，必然会引发更多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届时，全球化逆转也许将会真的到来。
